人物档案：

王鲁湘：1977年入成人短视频 中文系，1981年毕业。曾任清华大学美术成人短视频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现任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，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，李可染画院理事长，还是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，策划并主持过《纵横中国》《世纪大讲堂》《文化大观园》等著名节目。著有《神明之地》《冰上鸿飞》《书卷山河》《风雨赋潇湘》等。

何云波：1979年入成人短视频 中文系，1983年毕业。曾任中南大学教授，现任成人短视频 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》《越界与融通——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》《围棋与中国文化》《弈境——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》《中国围棋思想史》等。另有散文集《老屋》《湘水长长何处是故乡》《南山南北山北》等。

何云波（以下简称何）：从湘大到北大，是王老师人生的重要转折和崭新的开始，所以我们很想知道王老师在北大的求学经历和读书心得，能不能跟同学们分享一下。

王鲁湘（以下简称王）：好的。北大有其他高校不可比拟的校园文化、校园环境和师资力量，这也是我在北大进修一年后，下定决心重返北大读书的重要原因，再之北大老师也一直鼓励我继续深造。北大的优势很明显：一是开放，每天来自社会各界的讲座接连不断，阶梯教室、红楼礼堂等地方常办讲座，有校内的、校外的和国外的，非常丰富；二是课程多且任你选，并且鼓励跨系选修。很多老师开的课只有两三个学生，也会照样开，且教学比较开放，除了大课外，多是交流式、讨论式的；三是我在北大上学那几年，碰上了中国国学复兴的第一波高潮——美国、新加坡研究中国古代文化、古代哲学、古代文学的著名学者，以及台湾、香港研究国学的著名学者齐聚北京，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。我作为哲学系研究生，参与了书院筹建的服务性工作，比如编辑中国文化书院院刊，撰写学术综述和动态，接触到了很多顶级学术大师，比如杜维明先生、成中英先生、陈鼓应先生，和他们一起讨论国学问题。

我自己除了国学，还对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很感兴趣，这也是因为在湘大选修了王守昌老师的课程。当时我组织了几个师弟师妹，把北京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、人大图书馆、师大图书馆及社科院图书馆过往所有订的外文期刊翻阅了个遍，复印下所有和美学有关的文章进行解读，又按主要流派分类后，用半年时间编译了《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》。这本书成了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一，当时比较著名，因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西方20世纪哲学流派中的美学思想汇集成书。我在北大是进入知识海洋的畅游状态，在湘大，是饥渴，我对它的记忆是“煤油灯”。湘大寝室11点熄灯后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点亮煤油灯，继续学到12点甚至1点，四年都是如此，而且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，洗冷水澡，向青年毛泽东学习，锻炼野蛮体魄，也不觉得疲倦。我每天走向教室，都觉得是去知识海洋里畅游，现在非常怀念学生时代那种对知识吸取的主动性和精神上的振奋。

何：王老师说读书就像点亮一盏灯，这盏灯能照亮心灵、指引前行的方向。王老师从湘大走到北大，同学们也可以以此为目标——比如本科就读于湖南人文科技成人短视频，研究生可以考虑先考湘大，之后再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，比如博士阶段冲刺北大。每个人都要有目标，按着目标去走，才能稳步走向成功。读书就是一个自我充实、提升自己、享受快乐的过程，人生很多时候重要的就在过程，王老师有这样一个精彩的过程，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我记得您还有一段难忘的教书经历，您是在北大毕业之后去了首都师大吗？

王：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，就已经给国政系双学士班授课了，所以我当时是一边读研，一边承担部分教学课程。北大毕业后，我去了首都师范大学，之所以选择首师大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。当时我本有机会留在北大任教，但北大相关负责人跟我谈话时表示，8年内不允许提夫妻两地调动的事，我觉得8年时间实在太长，有些难以接受。之后他们建议我到市属院校去，因为市属院校的进京指标不受国家机关排队限制，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北京的市属院校不多，最终选择了首都师范大学。当时首师大负责人跟我说短则半载、长则一年，一定把我妻子和孩子调到北京，后来果然半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在首师大待了5年，但很遗憾，这5年里我基本没怎么上课，因为从80年代开始，我创作了政论片《河殇》，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全年被中央电视台借调去工作。

何：那您后来去清华大学美术成人短视频是在什么时候呢？

王：那是2000年的事了。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和清华大学合并，过去是以工艺美术为主，现在要强化美术学，于是设立了面向创作类专业的4个博士生导师工作室，在张仃先生和刘巨德老师的强力荐举下，我被聘为第一工作室的导师，我是最早受聘的一批博导之一。

何：在清华期间，您还带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吗？

王：当时带了两个，我们六个导师带两个博士。这两个博士现在成了很有名的画家，胡应康已经从国家画院退休，丘挺现在是中央美院中国画成人短视频的院长，他们是享受到了最好的教学资源。

何：王老师无疑是位非常优秀的老师，但大学讲堂供他施展的空间有点窄，所以我想，您后来从学校走出书斋、走向社会大课堂，到凤凰卫视制作《纵横中国》《文化大观园》《世纪大讲堂》等节目，其实是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这正好契合我们今天“读书与行路”的主题，您在制作电视节目的过程中，既读万卷书，又行万里路，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。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，能不能和同学们分享一下？

王：好的。这次来，我特别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话题——从大学校园和书斋走出来，从事电视工作与田野工作。当然，背后有很多复杂原因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但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我的老师宗白华先生生病，我一直在病床前照顾他，他在病床上反复叮嘱我：“你现在研究中国古典美学、传统美学，一定不能局限于从文献到文献，不能满足于做书斋学者。你看这些年我国考古成就这么大，很多新发现的文物是过去闻所未闻的，文献中也没有记载，所以研究中国美学，一定要多去博物馆，同时密切关注和跟踪新的考古发现。”这是先生在病床上对我的最后叮嘱，我后来走出书斋从事相关工作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愿望。

这些年来，我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，去过许多名山古刹，与不少高僧大德有过深度交流，同时我也几乎走遍了全部有重大考古发现的现场与工地，也进入过国内几乎所有重要博物馆的库房，亲手接触过馆藏文物和新出土的考古文物，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同明末董其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理念。在古代，这其实是一个梦想。比如董其昌本人，因为地位高、官职大，才有较多宦游经历，包括他曾乘船来过湖南，来的时候还特意将中国美术史上山水画的两幅珍品——董源的《潇湘图》和米友仁的《云水图》带在身边。进入湖南后，他打开画卷，对照着从船舱窗口看到的两岸真实风景，最后得出结论：真实的潇湘山水远远胜过画家画的景象，看过真实的潇湘后，画就可以收起来了！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后人“行万里路”的重要性，如果不走万里路，可能永远无法真正了解潇湘山水的真实面貌与状态。但古人很难做到“行万里路”，一方面是交通不便，另一方面是费用、条件等限制，所以“读万卷书”容易，“行万里路”难，两个都破万就成了古人的梦想。不过前年，我让朋友帮我刻了一方印章，上面是“读行破万”四个字，现在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，我既读过万卷书，也走过万里路，真正做到了“读行破万”。

从某方面来说，“破万”是很容易的。如果“万”是确指真的一万，那么古人的一卷书很薄，现在一本30万字的书，在古代可能要分成若干卷。有一年在湘西凤凰古城，黄永玉先生给我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人生岂得一知己”，下联是“学问何止五车书”。过去我们说“学富五车”就是学问渊博，而“人生岂得一知己”是对鲁迅的一副对联作反面文章，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先生是忘年交，写给瞿秋白一副对联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他认为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。我问黄老先生，为何要从反面来写，他说：“鲁迅活了50多岁，觉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但我们现在能活到八九十岁，如果一辈子只有一个知己，做人是多么失败。至于‘五车书’，东汉时用牛车拉的竹简，五车竹简印成现在的书，大概也就5本，一辈子只读5本书，多么可怜。”

“读万卷书”对现在的学者来说很容易，但“行万里路”确实需要一些条件。我很幸运，因为从事电视工作，有机会走更多地方。这几十年里，我制作的电视节目数量惊人，去年从凤凰卫视退休后，他们给我做了统计：不算进凤凰前给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各个电视台做的节目，仅在凤凰电视台期间，就有《寻找远去的家园》80集，《纵横中国》250集，《世纪大讲堂》700集，《文化大观园》920集——这个数量应该没人能打破了。这些节目都是行走和访谈的成果，所以“一边行走、一边读书、一边访问”，是一种非常好且有效的学习方式。

何：所以读书既要读有字之书，也要读无字的“大地之书”。在“读大地之书”的过程中，就像您说的，人生不仅能收获知己，还能结识更多朋友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大学读中文系，研究生学俄罗斯文学，后来博士论文却写的是围棋，题目叫《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》，所以外界把我叫做世界上第一个“围棋博士”，其实我拿的还是文学的博士学位，但确实也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，甚至我在围棋界的朋友可能比学界还多。确实，“行万里路”能让人增长见识，对世界和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，王老师的讲述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王老师有很多身份，外界把王老师誉为“中国第一知道分子”，但您自己好像说过更愿意做“中国第一学生”，因为制作节目的过程中，能接触到各个行业的顶级专家，学到很多东西，老师们称赞你是“读书种子”，您还曾称自己是“文化行者”。在这些角色定位中，您最愿意用什么来称呼自己？

王：好的，这里我要稍作说明。我曾获得过两个自己比较看重的称号：一个是2003年，全国50多家媒体投票选出的“中国第一知道分子”——当时有7位候选人，在上海金茂大厦发的奖，这个称呼其实有点“搞怪”，称呼出来后，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做“知道分子”，我很难解释，估计授予这个称号的人也没完全想清楚，可能是指我作为有学问的人，用知识影响社会时，在电视荧屏上谈天说地，出古入今，知名度相对较高。另一个是2017年的“中华文化人物”——这是在世界华人范围内评选的，这个荣誉我也很看重。

说到您刚才提到的定位，我想起读书时的一个体会：读书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疑惑，只有读得多了才发现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书里很多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。比如朱光潜先生、宗白华先生都翻译过很多国外美学和哲学专著，我在湘大时读这些书，对他们崇拜得不得了——这么深奥的东西，只有像他们这样在海外留学九年、十年以上的学者，才能翻译出来，没有他们，我们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深奥的思想学问。但后来读多了，就开始产生疑问。比如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《美学》三卷本，我反复读来读去，就开始挑错了，我挑出40多处觉得可以商榷的地方，寄给商务印书馆。真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。”后来到北大读书，又是学美学，心想一定可以被这位美学泰斗耳提面命了。可惜，朱先生年事已高，身体不好，被校方严密保护，直到老先生辞世，始终缘悭一面，终身引为憾事。在北大读书，我才发现，这些老先生翻译时很主观、很有选择性，这一段翻不了，就扔掉不翻。我先是不明白，后来才领悟，这些确实是“不可译”的，就像佛经里有很多“不可译”的东西，就变成了“咒”，有些名词无法翻译就采用音译，比如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、“波罗密多”。

我之前带师弟师妹翻译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与美学思想的文章时，也遇到过类似问题：有些段落每个单词都认识，但组合起来完全“不可译”，要么硬译，要么像前辈们那样扔掉不译。但我更倾向于“缺如”——保留空缺，这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。另外，读历史书时，我们会在脑海里想象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和三维空间，但只靠读书，很难准确想象出这种空间感，只有到现场去，才能有直观感受。比如长平之战、阴平之战，为什么会打成那样？到了事发地，一看地形就全明白了；再比如，秦始皇的驿道从秦国进入晋国，翻过太行进入中原，古代的车来来去去，居然能够把太行山的花岗岩辗出一尺半深的车辙，看到这些车辙，你会真切感受到，这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痕迹，历史瞬间就变得立体起来，而且可以触摸。

我在考古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发现，跟搞考古的人说，他们也很惊讶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大聚落遗址，在选址上从北到南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会在中轴线北边，选择一座像金字塔的山峰作为“靠山”。但之前搞考古的人往往不关注这种环境因素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北京城的设计者以及重大村落的选址，会不会考虑环境？肯定会，中国很早就有风水学了。那么古代聚落遗址难道没有原始风水学吗？为什么在某个地方建祭坛、修女神庙、埋青铜器？一定有原始风水学的讲究。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，到渑池的仰韶文化遗址、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，再到宁乡的黄材乡商周遗址，你会发现，这些遗址的轴线北端，都有一座金字塔形的山，和周边不规则的山截然不同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。为什么西亚、南美金字塔和东亚古代重大聚落遗址的靠山都是三角形的？几何三角形对古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世界各地不相通的文明之间会有这种共同认知与选择？什么意识在里面起作用？这里面很值得深入研究。我认为，三角形的审美性与稳定性是重要原因，而且它是大自然中天然少见的形态，一旦在大自然中发现一座很规则的三角形的山，古人就会将其视作神山，并以它为靠山，将祭祀、聚落相关的重要建筑建在它对应的中轴线上。